昨日,王石接受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时透露,2007年万科宣布楼盘降价引起各地政府反弹,在几个重点城市,当地政府派出调查组进驻万科查税,南京物价局曾给万科开了4000万罚款单。昨日南京市物价局表示,从没有因为“降价”给万科开过罚单。相反的,万科因为2007年超出政府指导价浮动幅度制定价格而被多个业主投诉。

  昨日王石在采访中提到2008年,南京市政府又给万科开了4000万罚款单。“为什么?因为降价。这就是物价局开的。我们一般认为你物价局更应该管的是哄抬物价啊,但物价局说你降价是为了垄断。”

  对这段话,记者昨日多方求证,虽然已过去了6年,但万科当年在南京闹得沸沸扬扬的“价格门”事件却依然让很多人记忆犹新。南京市物价局断然否认物价局曾因降价而处罚万科,“绝对没有因为降价处罚过万科,而是他超出政府指导价被业主投诉。”物价部门表示,当时就已经有多家媒体曾报道过这件事。

  记者梳理了2008年到2009年关于该事件的报道,发现中国青年报、时代周报等都曾报道过相关新闻。记者采访到熟知该事件的内部人士,综合起来大致还原了事情的经过:

  2007年5月,南京市开始执行严格的“一房一价”政策,要求市内各楼盘必须严格执行物价部门价格核定制度,在楼盘销售前,对各套商品房明码标价,一房一价,在物价部门核定基准价后,开发商不得擅自更改,顶多可上下浮动5%。万科光明城市三期物价局的基准价是7360元。加上5%的浮动,上限就是7728元。基准价给出前,房子已经卖出了一幢,均价7000多元。接下来卖的四幢房子价格卖越来越高,均价高达8000多元,到了2008年7月万科光明城市三期最后的几栋商品楼在销售过程中,均价迅速飙升至1万元左右。最后剩下没卖出去的两栋,除非只卖4000元不到,才能将整个项目才能打平到物价局要求的均价。而这两幢位置最好,理应最贵才对。

  之前买的业主听说最后两幢只能卖不到4000元,卖贵了就是违规,而且之前卖给自己的价格也超过了物价局的限价,就开始了大量投诉,引来了南京物价部门的干涉。在检查中发现南京万科置业有限公司已售楼盘价格确实存在“超出政府指导价浮动幅度制定价格”的情况,南京市物价局曾对南京万科开出罚单,金额曾被报道指或高达5000万余元人民币。

  至于这5000万人民币万科到底最终交了没?有熟悉该事件的消息人士透露:由于万科多次沟通,最后以万科给光明城市三期的800多户业主发出价值两万元的“伙伴卡”终结。此次涉及赔偿的业主共计843户,共计付出1686万元的代价。记者了解到,即便按照当时南京的一房一价政策,如果企业想要降价,从价格政策来说,是没有任何障碍的。当时基准价的规定是不得超出,但降价销售不需要经过物价部门的同意。

  附:中国新闻周刊采访原文片段如下

  那一年,南京市政府又给万科开了四千万罚款单,为什么,因为降价。这就是物价局开的。我们一般认为你物价局更应该管的是哄抬物价啊,但物价局说你降价是为了垄断。这就是万科当时的地位。 这就是那一年,你原来自认为在社会上的位置,你公司的位置,整个荡然无存。那年之前,我很自信,公司过了500亿,爬山完成了七大洲。但是到了那年底,就是重新审视,就觉得这个情绪是到了非常戏剧性的(时刻)。

  这个就是我当时的一个情绪。我没有隐瞒,也非常明确抱着准备辞职的心态。而且我也知道,一旦辞职,我唯一的保护伞就没有了!

  当时还交织着“拐点论”,地方政府会保护你么?你的同行会保护你么?一旦你辞职了,你所在的公司(会保护你吗?)因为你的言论已经影响了公司的正常经营,影响了公司的整体形象,公司就是想保护你,可公司还自身难保呢。

  我很清楚,一旦辞职,我的社会位置也是非常岌岌可危。

  什么事儿都是带有偶然性的,你的社会地位也是如此。

  (三) 2008年,关于万科的谣言时有泛起,有的风传万科资金链断裂,有的说万科向银行申请30亿贷款遭拒,还有些网络帖子直接说“万科破产”“负债110亿元资产,多处财产被银行查封,各地已经低价放盘”。

  5月15日,网络上的爆烈情绪继续蔓延,包括麦当劳、可口可乐在内的诸多跨国公司,也遭到谩骂,与万科一样,它们也被认为捐的太少,“这么吝啬?”甚至开始有人发起号召,去砸店,让这些“铁公鸡”企业统统滚出中国。 王石看到这些消息,十分悲观,甚至“做好了可能被乱棍打死的心理准备”。

  已经有很多朋友劝我,你这时候就避一避吧,我说“我避什么避?那就是宿命”。 那年刚好公司安排专门的人跟我三年拍纪录片,从2007年一直跟到2010年。我记得很清楚,在北川回来的路上,摄影师忽然对我说,“你要不要对网民,做个道歉?”我即刻反驳,“我道什么歉?我没什么错,为什么要道歉?”而第二天,凤凰卫视正好对我有一个采访,采访当中,没有任何的预示下,主持人突然说,“哎,王总,如果有个机会让你向观众道歉,你介不介意?”我一愣,但马上跟他说,“我不介意”。当时的情况下,张口就说出来了,就是“无条件道歉”。

  这很戏剧性。就在一念之间,昨天还是很情绪化地说,根本不考虑道歉,怎么今天就又道歉了呢?因为我感到了凤凰卫视的诚意,非常明确。他就希望你讲出来,换句话说,他在替你做公关,你感受到了那种诚意。

  你看看我是怎么道歉的:我说,第一个来讲,因为我的言行纷扰了大家的注意力,影响了抗震救灾,所以我道歉……我做了几个道歉,但是完全没有就这个帖子道歉。到现在,我对这个帖子也没有道过歉。

  捐款门后,王石依然频繁上网,但公司对他的博客、微博设置了看守系统,避免他的不慎言论,再次影响万科形象。比如那一年,他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翻阅蒋介石日记,看完后心有所感,就在网上发表了对蒋介石的评价,原本想一评、二评、三评,结果一评刚发送出去,就被公司相关同事删除了。

  2008年年底,王石公开说了一些话,其中有“三个感谢”,他第一个要感谢的,是那些骂他的网民,“给我归零,让我重新认识自己,重新认识了这个社会。”第二个感谢,就是那四千万的罚款单,“让我们知道如何来认识现在这个社会,如何来面对政府的政策,面对消费者的情绪。”第三个感谢,是拐点论风波,“让我们万科经历了一次非常好的考验,让我们知道下一步应该往哪走。”

  经历这些之后,2008年对万科的意义是什么呢?总结来讲,第一,从公共关系来说,这一次紧急公共关系的处理,是一个非常失败的案例。你不是个独立知识分子,要去坚持自己的观点,否定了自己的观点就没有了存在价值,不是的,你是一个上市公司的董事长,你的言论可能影响到股价,可能影响到销售,可能影响到公司的正常运转,这种情况就必须要紧急公关来处理。显然当时你没太在意,觉得它就是个言论,等意识到的时候再来采取措施已经来不及了。所以作为一个董事长,这事儿不可以随心所欲,因为它可能是颠覆性的。

  对我自己呢,是一次重新审视。重新审视了自己,你会发现,你可能因为一句话就狗屁不是了。

  这些事刚开始时你的情绪是失落的,但反过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,你发现,是不是自己太自以为是了?你是不是太自信了?是不是太觉得因为你是站在道德制高点上,反而也许在这个道德里面你是最低的?

  当你认识到了这样的一个社会,它是这样一个状态以后,反而会从传统文化去反思:我们的民族根基到底在什么地方?那我们应该扮演什么角色?这样你就更知道,从某种角度上说,这个民族的启蒙远远没有完成。你自己是被启蒙的,所以你得更知道自己该扮演什么角色,而不是要扮演那个一呼百应的人。因为不但你没有一呼百应,反而你成了被一呼百应的对象。你要更多去做一些最基础的工作。

  就是在2009年,我接受了香港科技大学商业院的邀请,开始在香港科技大学商业院讲课。那之后也逐步减少了在大学或是论坛上的公开讲演,而更多是先来完善自己,对自己的重新认识和理论的提高。

  更多地去和学生交流,去重视下一代。这种交流不是你一个公开讲演完了就走了,更多是你要重新反思自己、认识自己,同时和下一代和学生进行交流,挑战自己—如果你认为自己是对的,不但一言一行仍要坚持,更重要的是要讲策略,策略地做你认为对的事情。

  如果你觉得所做的别人不理解,你却硬要往上面凑,那叫鲁莽。对于年轻人,要更有耐心:为什么他不理解你呢?为什么不但不理解你还要反对你呢?除了你公共关系失败之外,你还要知道这个民族文化传统的东西。你要意识到,并从另外的角度进行反思。简单来讲就是一种平均主义,而平均主义的背后就是同情弱者原则。从这个角度理解了中国传统文化就理解了现在的一些社会现象:你万科,你王石,是弱者呢还是强着呢?很简单,你是强者,但你把自己放在一个弱者的地位那就是你的问题。比如说从利益冲突来看政府关系,在消费者砸你售楼处的时候,谁是强者谁是弱者,当然你是强者了,消费者是弱者。

  通过中国传统文化,你就试图梳理,那中国的传统里,中国的企业精神是什么?中国的企业精神就是同情弱者,“情理情理”,“情”是在前面的。所以我回去看以前看的书,人家书里讲得很清楚了。

  这其实是个文化的问题,而你却钻牛角尖把它钻成了政治化的、一个意识形态化的东西。从这个角度你就很容易理解了,就豁然开朗了。你会觉得,首先还是修炼不够啊,要学习啊,所以这也是为什么—我就去西方学习了。

  所以,这样大背景下的2008年,对我个人、对万科都非常的关键。真是悟到了非常非常多的东西。

  原来很多情况下我洁身自好,比如不行贿,可你发现光洁身自好是不行的,因为你王石的言行,你对社会的影响比你想象的要大;万科对行业的影响、对社会的影响比你想象的还要大,你必须要有社会担当,你要承担这个责任。

  如果说我和一般企业家有什么不同的,那就是我有自省能力。不是顾忌,更多感到一份责任,得有点担当。你必须和这个社会、和这个时代共进退,而不是你跟别人讲我就是这样,就是洁身自好,你们企业这样做,我不这样做。

  我越发觉得,中国目前这个转型期更多不是需要勇气,不是需要什么新的见解,不是需要更多新观点,而是更多的需要智慧。